心志。”
王掌柜心领神会,这是既示好,又考验。若这几人真为利所动,也非真正同道,早早看清也好。
接下来数日,围绕制科及第者的“关试”(吏部考核)与授官,朝堂上展开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激烈博弈。萧瑀一系极力主张,制科乃特科,不同于常科进士,及第者不宜立即授予清要或实权职位,应先派往地方或诸司担任副贰、参军事等佐官,历练数年,再行提拔。其用意显而易见:将李瑾等人调离京城,远离权力中心,使其“试点”计划无从着手,并置于地方复杂环境中,稍有不慎便可揪住错处。
于志宁、阎立本等人则针锋相对,认为既是陛下特开“通晓实务”科,取用实才,自当量才授职,使才尽其用。尤其李瑾,已在将作监少监丞任上卓有建树,更献强国长策,岂能外放或闲置?当晋其职,使其能统筹推进已获陛下首肯的诸项“试点”事宜。
双方在御前、在政事堂争论不休。皇帝李治则稳坐钓鱼台,任由双方争执,似乎难以决断。直到三月廿一,大朝之日,李治终于颁布了关于今科“通晓实务”制科及第者授官的敕书。
敕书由中书舍人当殿宣读。对于大多数及第者,基本采纳了“先任佐官历练”的建议,徐有功授大理寺评事(从八品下),张遂授司天台丞(从七品上,属技术官),姜师度授都水监主簿(从八品上),韦讯授太医署医监(从八品下)……皆是根据其专长,授予了相应的、品阶不高但有实务空间的职位,算是折中。
而到了李瑾,宣读的宦官提高了声调:“……制科头名李瑾,器识宏远,学综古今,屡献嘉谟,朕所深知。前以将作监少监丞,协理百工,已有成效。今特晋为将作监少监(从四品下),仍兼崇文馆直学士,赐绯服、银鱼袋。专司督办朕前所允之‘百工创新’、‘农具改良推广’、‘军械研议’、‘水师人才储备’诸试点事宜,可随时奏对。望其恪尽职守,务实进取,以副朕望。钦此。”
将作监少监!从四品下!虽仍是“少监”,但去掉了“丞”字,意味着从佐官升为了正印官之一,正式成为将作监的三位主事者之一(监正、两位少监),有了独立的衙署、属官和更大的决策权!更关键的是,“专司督办……诸试点事宜,可随时奏对”,这等于将皇帝口头允诺的“试点”权,以敕书形式正式赋予了李瑾,并给了他“随时奏对”的特权,使其能直接向皇帝汇报进展,绕过部分中间环节的掣肘!
这份任命,显然没有完全满足于志宁等人“授予更高清要”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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