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克拉纳,普通警察无权过问。”
玛丽雅的声音哽咽着:“哥哥那个叫弗拉基米尔·波波夫的同学打听到消息,说安东的案子‘快速审理’完了。
没有公开审判,没有律师,罪名是‘煽动颠覆和窝藏危险分子’,刑期是八年苦役,发配西伯利亚。”
莱昂纳尔听着胸口发闷——
1882年的沙俄,这种“司法”太常见了,秘密逮捕,秘密判决,然后一纸流放令,一个人就消失了。
他问玛丽雅:“判决什么时候执行?”
玛丽雅擦了擦眼泪:“听弗拉基米尔说,只要凑够一整列火车的犯人就会统一押送,上一次是在我出发前。
时间短的话一个月,长的话也不会超过两个月,他们会先坐火车到乌拉尔山,然后徒步走到流放地。
所以最晚也只能拖到2月底或者3月初,听说安东不是要去符拉迪沃斯托克,就是去涅尔琴斯克的矿区。”
莱昂纳尔:“……”这俩地方还真是耳熟。
玛丽雅抬起头,眼泪又涌出来:“索雷尔先生,我没办法了……父亲一病不起,母亲要照顾他。
哥哥亚历山大……他除了喝酒骂人,什么也做不了。我只能……我只能来找您。”
她挣扎着要从床上下来,被莱昂纳尔拦住。
“安东一直说,您是他最重要的老师。他说您在巴黎有影响力,认识很多人……
我偷偷卖了母亲最后一件像样的首饰,换了点钱,买了最便宜的车票。
火车到柏林,然后扒货运车厢,搭过路的马车……我不知道走了多久……
终于按照信上的地址,找到了您!”
她终于崩溃了,捂住脸痛哭:“求您……救救他……救救我哥哥……”
莱昂纳尔站在床边,看着这个瘦弱不堪的姑娘,她剪短了头发,拼尽一切从莫斯科逃到巴黎,还是在冬天。
这二十天时间,她吃了多少苦、遭了多少罪,莱昂纳尔难以想象。
他又想起了两年前,那个莽撞又热情的俄国青年,在巴黎的街头跟着他,眼睛发亮地问着关于文学的问题。
他想起了契诃夫寄给他的习作,想起了他们之间的通信。
他也想起了自己在信里写的话:
“讽刺的最高境界,或许不在于我们嘲笑了谁,而在于我们通过嘲笑,让读者看到了可笑之人背后的可悲。”
现在,契诃夫自己成了那“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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