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商业决策上,我们不得不为最坏的情况做打算。
选择一家暂时没有地缘政治风险的供应商,对我们来说是更稳妥、责任更小的选择。’
我们现在被卡住的不是技术,而是对方对一种尚未发生的‘可能性’的过度恐惧。”
“再说英飞凌。”周立峰的语调带着一丝无奈。
“这家德国巨头,情况又不一样。
德国人看重规则、标准和认证。
他们对我们提出的核心问题是:‘你们的工具,如何融入我们现有的、与三巨头工具深度绑定的设计和验证流程?’”
“陈总,您知道,芯片设计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协作工程。
英飞凌过去几十年的所有知识库、设计脚本、验证环境,甚至工程师的操作习惯,都是围绕着SynOpSyS和CadenCe的工具链构建的。
‘切换成本’不仅仅是购买新软件的费用,而是重构一整套工作流和知识体系的巨大投入,以及由此带来的项目延期风险。
对方明确表示,除非我们的工具能在性能或效率上带来数量级的提升,否则他们很难有足够的动力去撼动这个稳固的生态。”
“此外,”周立峰补充道:
“德国乃至欧洲层面,对于工业关键技术的‘自主可控’讨论也越来越多。
虽然目前没有明确的行政指令,但一种隐形的‘技术保守主义’氛围正在形成。
对方谈判团队中有人委婉地表示,将芯片设计这样的核心环节,依赖于一家非欧洲且正在快速崛起的竞争对手,会让他们内部的战略部门感到‘不安’。
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商业竞争,还有一种基于文化、历史和产业地位的不信任。”
陈默表示理解:
“海外顶级客户,急不得。
现在的情况是我们闯入的是一个由别人制定了数十年规则、并积累了巨大生态粘性的赛场。
技术优势是我们的入场券,但要让这些巨头们离开舒适的旧椅子,坐上我们提供的新板凳,我们需要付出的,是超越技术层面的、长期而艰巨的努力。
要拿出当年海思攻克技术难关的耐心和韧性去磨。
这场仗,考验的是我们的综合实力和战略耐心。
需要我协调集团层面资源,或者亲自出面沟通的,你让林雨晴安排时间。”
“明白!谢谢陈总支持!”周立峰感激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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