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
莱拉把信读了一遍又一遍，然后把胸针别在内衣上，星盘放在工作桌上，笔插在墨水台边。每天看到这些物品，她就感到与母亲、与家族、与所有守护者相连。
八月初，一个意外的机会出现。东印度公司计划派出一支探险队，探索绕过南美洲到达太平洋的新航线——这是对西班牙/葡萄牙垄断的挑战。公司董事询问莱拉是否愿意作为顾问随行。
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随行意味着离开相对安全的阿姆斯特丹，再次进入危险海域，可能面对西班牙船只，可能无法再与欧洲的网络保持联系。但这也意味着有机会实地应用葡萄牙航海知识，可能发现新的土地，可能建立新的联系点。
她与迭戈讨论。“风险很大，”他直言，“但如果你想去，我可以帮你准备。我知道西班牙在南美的据点分布，知道如何避免冲突。”
她也通过加密信道咨询了费尔南多修士和马德拉的网络。回信一致认为：这是个人选择，但如果有机会，在荷兰船只上植入记忆守护者的理念，可能对未来有深远影响。
最终，莱拉决定去。但不是作为被动顾问，是作为主动的记录者和连接者。她向公司提议：除了航海顾问，她还可以担任“自然观察员和民族志记录者”，记录沿途的地理、动植物和遇到的文化。
公司同意了。探险队定于1601年春天出发。
决定后，莱拉开始了密集的准备工作。她收集所有能得到的南美和太平洋资料；与阿姆斯特丹的学者讨论记录方法；最重要的是，她开始编纂一本小手册——《航海者的伦理指南》，基于阿尔梅达家族的理念和记忆守护者原则，提出在遇到新文化时应遵循的准则：
“1.首先观察，不急于判断。
2.尝试用对方的语言沟通，即使不流利。
3.记录时力求准确，不美化也不丑化。
4.尊重当地习俗，除非与基本人性相悖。
5.交换而非单方面索取。
6.留下的是知识，带走的是理解。
7.记住：每一次相遇都改变双方。”
这本手册她秘密印制了少量副本，计划在探险队中谨慎分享。
同时，她继续与欧洲的网络保持联系。她将母亲完成的《记忆守护者实践指南》分发给了阿姆斯特丹的葡萄牙流亡社区、当地大学图书馆，甚至通过商路送往英格兰和法国。她知道，知识越分散，越安全。
九月的阿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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