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以王道权衡为中心，结合理论与实际，并史鉴与经义来作答。
总之一句话——
这问题问的有点东西啊。
但东莱先生却直接道：“这是谁帮你出的问题？”
崔岘噗嗤笑出声。
马秀才越发尴尬到羞愤欲死。
他为了向东莱先生请教时能被高看一眼，特地去找一位举人前辈，帮忙捉刀了一个很厉害的问题。
却不曾想，弄巧成拙。
在巷子里卖弄，被崔岘比了下去。
问的问题，也被东莱先生直接戳破。
好在，东莱先生虽然讲话比较直接，但还是认真作答：“《春秋》城濮之战，晋文公胜楚而盟诸侯。夫子书曰：天王狩于河阳。故，《公羊传》实与而文不与，是为修德化夷。”
“然，吴楚僭号，夫子却书曰：吴入郢。此为《穀梁》夷狄虽大曰子，时愈乱，防愈峻。”
“故曰：夷夏之防，本乎德之盛衰。”
“汉武击匈奴，海内虚耗。唐太宗平突厥，安史踵其后。”
听闻此话，马秀才浑身一震。
这个涵盖诸多层面的问题，竟然被东莱先生如此轻松解决。
简单来说，马秀才问的是：读《春秋》后发现，圣人通过对字句删改记录历史，以表示褒贬。《公羊传》强调大一统，《穀梁传》却注重正名分，两本书都赞同尊王攘夷，却又各自有侧重点。
如今南北各有蛮夷来犯，我们读了《春秋》，应该以德感化接纳外邦，还是严防死守跟外邦的界限？
而东莱先生引两次圣人截然不同的表述，和两个历史先例，回答：
咱们若用强，就打，但不能莽，否则会耗空基业。咱们若用怀柔，就去招安，但也不能太过软弱，否则敌人就会蹬鼻子上脸。
这看似是个简单的道理。
但把《春秋》《公羊传》《穀梁传》两相参证，以史证经，轻松破掉了经传之间的矛盾。
而后。
东莱先生又道：“是以，你我读《春秋》之古经，应行权变之史。之于蛮夷，或开市互易，或德化兼济。子曰：无可无不可也。”
这段话，就牵扯到当下时政了。
东莱先生看似讲了很多，实则好像又没给出明确答复：那究竟是打，还是接纳呢？打的话怎么打，接纳又该怎么接纳？
但其实本质上，应该是当今坐在龙椅上那位，还没彻底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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