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姐姐写的,哪些代码是他徒弟写的,哪一段因为优化过度被客户投诉过,哪一行曾经因为他熬夜到凌晨四点而多了一个无伤大雅的缩进错误。
美国专家指着一行注释问:“这个‘// 别骂我’是写给谁的?”
姚厚朴沉默了三秒。
“写给我姐的。”他说,“上线前一天我偷偷加了个功能,怕被她发现。”
会议室里有人轻轻笑了一声。
姚厚朴没有笑。他看着那行十几年前的注释,屏幕的光映在他眼睛里,像很远的地方亮着一盏灯。
“后来,”他说,“我姐上线前审查代码,发现了。”
“她骂你了吗?”
“没有。”姚厚朴顿了顿,“她把那行注释留下了。她说,以后你徒弟看到,就知道你也不是一开始就会的。”
这是施特劳斯的第二十一次意外。
他见过很多天才。在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讲台上,在硅谷实验室的白板前,在剑桥大学那间诞生过十六位诺贝尔奖得主的茶歇室里。
但他很少见到一个人,会把十五年前的注释留着。
——因为他姐姐说,这样后来的人就知道,他也不是一开始就会的。
第十五天,施特劳斯第一次行使了他的“旁观权”——不是介入任何决策,只是静静地旁观。
旁观的对象是林晚。
那天的日程是林晚“梳理历史争议事件”的第四次汇报会。前三次她分别汇报了数据泄露事件的完整始末、荆棘科技胁迫的全过程、以及公司内部调查组对她的约谈记录。
施特劳斯旁听过无数企业的“危机公关汇报”。那些汇报通常配得上“精心准备”四个字:幻灯片精美,数据图表严谨,关键词都经过法务部门逐字审核。汇报人西装革履,目光坚定,把每一次危机都讲成“成长的代价”,把每一个错误都转化成“宝贵的经验”。
林晚不一样。
她没有穿正装。一件浅灰色的针织开衫,袖口有点长,遮住了半截手指。她面前没有投影,没有演示文稿,只有一本黑色硬壳笔记本,封皮已经磨损,边角泛白。
汇报开始前,她沉默了很久。
施特劳斯以为她在酝酿情绪。他见过太多这样的场景——汇报前深吸一口气,喝水,调整话筒,然后开启“真诚模式”。
但林晚抬起头时,眼眶没有红,声音没有哽咽。她只是很平静地说:
“我每次翻开这个本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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