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国内发生了一件大事：物价闯关。
当时我们施行的是双轨制，具体不赘述了，这个制度直接催生出一大批倒爷，据说全国有2万多家公司，不做经营，专门当倒爷。
而且分等级，有句顺口溜：一等倒爷搞批文、二等倒爷搞材料、三等倒爷搞彩电、四等倒爷搞一些小家电。
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
从1985至1987年，物价连续上涨8.8%、6%和7.3%。双轨制除了让倒爷赚了大钱之外，群众不满意，国企不满意，良性的自由市场没建立起来—国家就得考虑如何改革。
这时，有个叫弗里德曼的专家来到了中国。这哥们最有名的操作，就是休克疗法，也不赘述了他开出一剂药方，说：长痛不如短痛！放开价格管制，中国的改革已经到了最后时刻。在最初的几天，人们可能会感到痛苦，但很快会发现价格并不一定会轮番上涨。
按照弗里德曼的估算，只会造成三个月的混乱，三个月之后就会一马平川。
而国家也进行了一些调研，研究之后决定价格闯关。
先从上海开始，引起了一些恐慌和争议，但总体还算平稳。进入夏天，就呈现出失控的可怕趋势，各地开始疯狂抢购。老百姓见东西就买，不管有用没用的，为了抢毛线在街上大打出手，一些教师因为物价飞涨无法维持生计，公开在校园里摆摊—
后来姜昆有个相声《着急》，做过一些浅显的表达，就是那个：「听说过两天副食品要涨价啦！」
见此情形，国家在8月末发布通知：暂停物价改革方案，治理环境、整顿秩序。
多的不说了，只能说在80-90年代，我们经历了很多坎坷困难，有内部原因，也有外部原因，
最终都挺过来了八月的威尼斯正是盛夏，在一个本就不大的地方，全是小巷子，全是人，又晒又挤，还全是水，水还有点臭—可以想象一下这种感觉。
欧洲三大，柏林太冷、威尼斯太热，只有五月份的夏纳正好。
《红高梁》《最后的贵族》抵达的时候，正值国内价格闯关的最高潮。
不过他们没啥感觉，这年头文艺界地位很高的。两个剧组各派一支代表团，共计30多人，由电影局的官员统一领导。
吴天明、黄建新、姜闻、史可、谢晋、濮存昕、潘虹等等，全部亮相。
黄建新这个人很特殊，他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分到了西影厂做编辑，从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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