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她的哥嫂耳中，她的哥哥和嫂子都是城区重点中小学的在职教师，端着稳定的铁饭碗，知政策、懂规矩，也深谙基层工作的变通之道。听闻妹妹面临强制引产，二人当即放下手头工作，急匆匆从城区学校赶到县医院病房。
教师夫妇通情达理，没有撒泼哭闹，没有聚众争执，只是满脸恳切地拉着我们求情，语气卑微又无奈。他们反复诉说妹妹身体虚弱，怀胎数月，实在不忍骨肉分离，再三恳请我们网开一面、酌情通融。为了保住腹中孩子，二人主动提出解决方案：愿意当场预交一万元超生罚款，作为违规生育的保证金，只求我们允许妹妹顺利生产、平安待产。
九十年代末的一万元，绝非小数目，足以抵得上乡镇干部数年工资，对于乡里的基层工作而言，更是一笔可观的集体收入。我的三个年轻同事见状，当即动了恻隐之心，也动了务实的心思。在他们看来，群众自愿缴款、主动担责，既不激化矛盾，又能为乡财政增收，算是两全其美的折中方案，完全可以就此放行、顺水推舟。
三个年轻人轮番劝我松口，纷纷说道：“姚主任，人家兄妹通情达理，钱也愿意交，何苦非要逼得人家骨肉分离？年终有这笔收入兜底，咱们乡里也好交代，群众也不会记恨我们，一举两得啊。”
我静静看着眼前恳切求情的夫妇，看着病床上脸色苍白、泪眼婆娑的产妇，心里何尝没有半分动容？可我是全乡计生工作的第一责任人，肩上扛着制度底线，顶着上级督查压力，我能共情，却绝不能变通。我心里比谁都清楚，预收超生罚款、以费代罚、以款代生，是当时计生工作明确划定的违规红线，是审计督查、纪检检查的重点严查漏洞。
彼时的计生监管极为严苛，所有罚款收入必须依规入账、走正规审批流程，绝不允许提前预收、私下抵扣。一旦今日破例收下这一万元保证金，没有正规文书、没有审批备案，就是实打实的违规操作。日后若是被市县督查组抽查发现、被审计部门查实，或是被有心人举报检举，不仅我个人要面临通报批评、纪律处分、降级撤职，整个草堂乡的全年计生工作成绩会直接作废，全区全县的计生考核排名都会受到牵连，所有干部一整年的辛苦付出尽数归零。
我手握全乡计生工作的全局责任，不敢赌、不能赌、也赌不起。人情可恕，规矩难违，底线一破，满盘皆输。
我当即回绝了同事的提议，耐心向教师夫妇宣讲现行计生法律法规、上级工作纪律和违规操作的严重后果，一遍遍做政策疏导、思想劝导。我语气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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