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丹北部区警局的灯光亮了一整夜。
十五个受害者,来自六个国家,最小的十岁,最大的四十一岁。
大部分不会说西兰斯语,警方通过翻译软件和从枫丹大学临时调来的语言志愿者一个一个做笔录。
每个人都有类似的遭遇,被工作机会诱骗、被熟人出卖、或在街头被直接绑架,转运到枫丹后被关押在地下室里等待“发货”。
警局的女性警员给每个人倒了热茶,找了毛毯,还从附近面包房订了几箱可颂。
受害者里有在枫丹有亲朋的,已经通知家属接走;
剩下的被安排在附近的几家酒店临时安置,费用从警局的应急基金里出。
凌晨三点,最后一份笔录签字归档。
警员们陆续下班,走廊里的脚步声渐渐稀疏,打印机吐完最后一页纸的嗡嗡声归于寂静,有人把接待区那台老旧的咖啡机盖子掀开又关上,留下一句“明天记得叫人修”。
灯光从天花板均匀地洒下来,照着一排排空荡荡的椅子和桌上散乱的一次性纸杯。
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室的是重案组组长奥利维尔·杜邦,警督衔。
在西兰斯警衔体系里,这个级别属于中层管理岗,负责枫丹北部片区的重大刑事案件侦办。
他身材高大,头发灰白,平时在局里以不苟言笑著称,年轻警员私下叫他“冰块”。
今晚冰块难得在下班前拍了拍几个年轻警员的肩膀,说了句“辛苦了”,还把自己抽屉里的一盒巧克力拿出来给大家分了。
巧克力是瑞国莲的,他平时自己吃的那个牌子,整整一盒没拆封。
年轻警员们受宠若惊地接过来,有人开玩笑说杜邦警督今天是不是中了彩票,杜邦难得地扯了一下嘴角,说赶紧吃,别废话。
然后他走进了走廊尽头的档案室。
档案室没有窗户,隔音很好,四面墙从地板到天花板排满了铁皮档案柜,空气里弥漫着旧纸和防虫樟脑的气味。
这间房间没有监控,他在局里待了这么多年,对每一个摄像头的覆盖范围和死角都烂熟于心。
档案室就是死角。
杜邦把门从里面锁上,从口袋里掏出一部手机。
不是警局配发的那部智能机,那部正安静地躺在办公桌抽屉里。
这部是老式功能机,外壳磨得发亮,只存了一个号码,他拨出去,听筒里传来拨号音。
一声,两声,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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