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不高却很清楚：“我的兵从东北一路走到西北，从西北走到陕甘，已经两年多了，十几万弟兄吃不饱饭、穿不暖衣、领不到足额的军饷，有的连队已经三个月没发饷了。
这样的部队，怎么加大剿共力度？怎么跟他们打？”张学良说完，不等那人再问，便自顾自端起茶杯喝了一口，会场里一片寂静。蒋没说什么，只是把目光从张学良身上移开，转向了挂图，楚云飞坐在前两排，把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他知道蒋已经听进去了，但又不一定听得进去。
楚云飞没有在会上发言，一个字都没有说。
十一月十八日，对日政策专项讨论会的会场气氛比楚云飞预想的更压抑。
会上蒋再次提出了“最后关头”的表述，并强调当前任务是国防建设、整训军队、夯实国力，不宜过早对日摊牌。
日方在华北的挑衅行为应以外交交涉为主要手段，国内抗日救亡运动应加以引导和适度抑制，不可过度刺激日本，并且把这件事全权交给楚云飞去解决，毕竟他是陆军大学教育长外加参谋总长。
楚云飞听着听着，气的他想站起来说话，想拍着桌子告诉他们，日本人压根儿不需要刺激，他们已经在拼命磨刀了，再等下去，华北就是第二个东北。
张群站了起来，念了一遍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提出的“对华三原则”，张群说，国民政府已经明确拒绝了日本的这三点无理要求，但同时在外交上要保持克制，避免局势进一步激化，为国防建设争取时间。
“为国防建设争取时间”，楚云飞咀嚼着这几个字，满嘴苦涩，他在德国呆了一年多，柏林参谋总院那些德军的教官们手里拿的地图，东线标的是波兰、苏联，西线标的是法国，从来没有标过中国。
他出国前就一直在为国防建设奔走，兵工厂的扩建、德械装备的引进、军队的整训，每一件都在做，但每一件都需要时间。可他缺的，恰恰也就是时间。
楚云飞终究没有站起来。他在心里说服了自己，校长需要时间，国家需要时间，他也需要时间，第九军五万人的整编还在进行，陆军大学的改革才刚起步，重庆兵工厂的设备还在源源不断地从国外运进来。他不能选择在这个时候跟校长硬顶，不仅于事无补，反而自己这么多年的隐忍都可能白白浪费。
他叹了一口气，端起茶杯，默默地又喝了一口。
大会最后一天，通过了《确定救党救国原则案》等一系列决议案，授予校长统筹一切的权力以统一全党意志，全党必须听其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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