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道理。那依你之见，该如何应对？将技术深藏起来？”
“藏是藏不住的，研发成功必然会有风声。而且，这药若不能造福国人，我们苦心钻研的意义何在？”
林言坐回褚万霖对面，提出了深思熟虑的方案，“我认为，上策是 ‘移花接木，借力打力’。”
“具体说说。”
“我们不走自己建厂、大规模生产的路子。那太显眼，投资巨大，管理复杂，更重要的是——树大招风。”林言条理清晰地说道，
“我们应该以研究所和公董局的名义，将链霉素的生产专利，打包转让给一家有实力、且在华拥有独立地位的西方医药企业，比如礼来、默克，或者瑞士的公司。”
褚万霖眼中精光一闪，意识到了这个思路的独特之处。
林言继续阐述：
“转让合同里，必须写入几个关键条款：
第一，受让方必须在上海法租界内，投资建设符合标准的生产车间或药厂。
租界地位特殊，至少在战争初期，是一层保护。
第二，该厂必须优先保证对中国医疗机构和抗战后方的供应，价格需受限制。
第三，公董局和研究所保留一定比例的销售分红，并获得一部分免费药品配额，用于本土医疗和慈善。”
他顿了顿，看着褚万霖：
“如此一来，风险就转移了。
持有专利和进行生产的是背景深厚的西方公司，日本人想动手，就得掂量掂量国际影响和外交纠纷。
而我们，则隐身在后方。
通过分红获得持续收益，保障公董局的利益。
通过配额，我们能将药物用到最需要的地方，比如傅作义将军的绥远前线医院，比如各大城市的教会医院，暗中支持抗战、救治同胞。”
“更重要的是，”林言语气加重，
“哪怕最坏的情况发生，上海沦陷，日本人占据了这座城市。
他们面对的是一个产权清晰、属于外国公司的工厂。
他们或许能施加压力、索取产品，但难以彻底掠夺核心技术源头，也更难以此为借口，直接对我们这些‘仅仅出让了专利’的中国人采取极端措施。
我们保全了自身，也保全了未来可能重启生产的火种。”
褚万霖听完，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沙发扶手，陷入了长时间的思索。
书房里只听得见壁炉里木炭轻微的噼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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