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史书所言：
“汉兴六十余载，海内乂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
表面天下太平，实则内忧外患，制度残缺，亟需一位大有为之君，挺身而出，大刀阔斧，改弦更张，结束无为放任，开创一代新风。
而景帝，只是一位守文之主，善守成而不善开创，能安民而不足定乱。文景之治，胜在“不折腾”，却无法在物质富足之上，重建礼乐、制度、纲常、思想。
景帝在位十六年驾崩，一代雄主汉武帝即位，次年改元建元。
这位少年天子，雄心勃勃，气吞山河，一上台便一改文景因循守旧、无所作为的旧格局，雷厉风行，推行新政。
建元元年，新年伊始，武帝便下诏：
令丞相、御史、列侯、二千石以上官员，大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入京对策，问以天下治乱。
这次应举者百余人：
- 庄助为举首
- 公孙弘以明《春秋》中选，拜为博士
- 老儒辕固生亦以贤良应征
凡学申不害、商鞅、韩非法家，苏秦、张仪纵横家者，一概罢黜，不予录用。
武帝之意，已明：弃黄老，黜百家，欲用儒。
然而，此时窦太皇太后尚在，她是文帝皇后、景帝之母、武帝祖母，黄老学说最后的、最顽固的堡垒，权倾朝野，憎恨儒学，菲薄五经。武帝即位，需事事奏请太后，一切大政，皆由太后裁决。
儒学刚一抬头，便遭雷霆打压。
同年，武帝任倾向儒学的魏其侯窦婴为丞相，武安侯田蚡为太尉，二人引荐儒生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赵、王二人是经学大师申公弟子，力主修建明堂，以礼朝诸侯，恢复儒家礼制。武帝以“束帛加璧，安车蒲轮”的极高礼遇，将申公从山东迎入京师，商议礼乐制度。
一时间，儒风大盛，仿佛儒运当兴。
赵绾一时意气，竟奏请武帝：
“今后朝中大事，不必再奏请太皇太后。”
欲一举夺过政权，全面推行儒术。
消息传到窦太后耳中，太后雷霆大怒，暗中派人调查赵绾、王臧，罗织贪赃罪名，当面责问武帝。武帝迫于压力，只得将二人下狱，迫令自杀谢罪。窦婴、田蚡亦被免职，闭门反省。申公以老病为由，仓皇归乡。明堂之事，不了了之。
整个建元年间，儒学都在压抑、艰难、危险中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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