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位则是掌管部分禁军调拨、与江西某些利益受损的统制官有旧的枢密院副使。他们显然得到了更高层（甚至是宫中某些忌惮武将坐大、或对“恢复”心存疑虑的势力）的默许或授意。
弹劾奏章写得更具“水准”，不再纠缠具体案件或钱粮，而是从“大义”入手。他们引用太祖“杯酒释兵权”的旧事，强调武将擅权、地方坐大乃国朝大忌；指出辛弃疾以文官之身，擅自招募流民溃卒，组建私军“飞虎军”，且拒绝朝廷派员监军，粮饷自筹，形同割据；更“危言耸听”地指出，飞虎军士卒多来自沦陷区及盗匪，对朝廷未必忠心，辛弃疾常以“北伐”、“复土”为口号激励，恐有“养寇自重”、甚至“引狼入室”之嫌！奏章中，还“披露”了所谓“密报”：辛弃疾曾私下与金国境内“不明身份之人”（影射其早年联络义军及《燕云图》事）有所往来，其心难测！
如果说第一波弹劾是想扳倒辛弃疾的官位，那么这第二波弹劾，就是要彻底将他打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并顺势扼杀掉羽翼未丰却已显露出危险爪牙的飞虎军。
这一下，连一向支持辛弃疾的张浚，在朝堂上也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他为辛弃疾辩护，指出飞虎军乃为巩固江防、整饬地方所设，辛弃疾忠心为国，其志可嘉，所谓“拥兵自重”纯属臆测。但反对者立刻以“无风不起浪”、“防微杜渐”为由，步步紧逼。更有人阴阳怪气地暗示，张浚如此回护辛弃疾，是否也有“结党营私”、“培植私人武力”之嫌？朝堂之上，一时乌烟瘴气，主战派势单力孤，处境艰难。
孝宗皇帝的态度，也变得愈发暧昧不明。他对辛弃疾的才干和忠诚，或许仍有几分欣赏，对飞虎军的战斗力也怀有期待（小规模剿匪的捷报毕竟摆在那里）。但作为皇帝，他更在乎的是权力的平衡与王朝的稳定。辛弃疾在江西的所作所为，确实打破了许多“规矩”，触动了不少人的利益，更引起了关于“武将坐大”的深层恐惧。那些“图谋不轨”的指控固然可能是诬陷，但“拥兵自重”的嫌疑，在飞虎军自成体系、辛弃疾威望日隆的情况下，却并非完全空穴来风。加之朝廷内部主和势力一再施压，边境目前又无大战事（金国似乎也忙于内部整顿），牺牲一个“不安分”的地方官和一支可能带来麻烦的“新军”，以换取朝局的“安稳”与主和派的“满意”，在帝王权衡的天平上，似乎并非难以抉择。
致命的推力，来自一个意想不到的方向——金国。据边境密探传回的消息（此消息后来被证实可能是金人故意释放，或是主和派伪造以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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