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父亲:“您从哪里听来的?”
“阿姆斯特丹的情报网比海军部的还灵通。妓院老板娘、酒馆老板、还有那些永远缺钱的低级官员——他们知道的比议会还多。”小威廉微笑,笑容里有老狐狸的狡黠,“你祖父教我的:要了解权力,不要只看宫殿,要看它的下水道。”
在莱顿,玛丽亚的“荷兰农业研究所”(她坚持不改名)遇到了道德困境。
法国科学院——是的,敌国的科学院——宣布设立年度农业奖,奖励“对欧洲粮食安全有杰出贡献的研究”。玛丽亚的耐盐作物研究被提名了。
“我们不能接受,”研究所的董事会(由莱顿大学和各省农业代表组成)几乎一致反对,“战争期间接受法国奖项,政治上不可行。”
“但科学无国界,”玛丽亚坚持,“而且奖金有五千利弗尔,足够我们运行两年。我们正在研究抗病小麦品种,如果成功,可以养活成千上万人——无论是荷兰人、英国人,还是法国人。”
“但公众不会理解,”董事会主席是个退休的省议员,以谨慎(或者说胆怯)著称,“他们会说我们在通敌。特别是现在,拉米伊战役刚结束,荷兰士兵还在流血。”
争论持续了两小时。最终妥协:玛丽亚可以匿名接受奖项,资金通过中立国瑞士的银行转账,研究所不公开承认。
“虚伪,”玛丽亚回家后对女儿卡特琳娜抱怨,“我们需要钱,他们需要成果,但政治让我们必须假装这钱不存在。”
十八岁的卡特琳娜正在阅读伏尔泰的最新作品——虽然法国作家,但在荷兰出版不受限制。她抬头说:“母亲,伏尔泰先生写道:‘虚伪是恶行向美德支付的贡品。’至少他们还承认这是美德。”
“贡品太少了,”玛丽亚叹气,“而且付得太晚。”
但更让她担忧的是丈夫约翰的信。作为荷兰陆军上校,他参加了拉米伊战役,现在在布鲁塞尔休整。信很短,字迹潦草,显然是在疲惫中写的:
“亲爱的,我还活着,这已经是恩赐。我们团损失了三分之一的人。英国近卫军获得了冲锋的荣耀,但我们荷兰步兵守住了关键阵地——代价是鲜血。马尔堡公爵是个天才,但天才的胜利需要普通人付出代价。
有个年轻士兵死前对我说:‘先生,我的父亲在九年前战争中失去了腿,现在我又要死在这里。什么时候结束?’我无法回答。
请继续你的研究。如果我们不能停止让人死亡,至少让活着的人吃得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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