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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威廉参加了银行家们的紧急会议。气氛比九年前更绝望。
“一亿八千万,”最年长的银行家念出数字,“而且每月增加一百万。按这个速度,五年内利息支出就会超过税收收入。”
“解决办法?”
“要么大幅加税,要么大幅削减开支,要么……”银行家停顿,“违约。”
房间里死寂。荷兰共和国从未债务违约,那是西班牙国王才会做的事。但数字不会说谎。
“还有第四个选择,”一个年轻银行家说,“让英国承担更多。他们比我们富有,而且战争对他们同样重要。”
“但英国议会也在抱怨开支,”小威廉说,“而且没有威廉国王居中协调,联盟只是纸面协议。”
最终决定:向各省议会施压,要求财政改革;同时向英国请求“财政援助”——委婉说法是要钱。
反应是可预见的。各省议会争吵三个月后,达成妥协:提高消费税(影响穷人),维持财产税(影响富人),削减军费百分之十(影响军队)。典型的“得罪所有人但不足以解决问题”的荷兰式方案。
英国的回应更直接:同意提供贷款,但要求荷兰军队完全服从马尔堡公爵指挥,并且给予英国商人更多贸易特权。
“慢慢交出主权,”扬二世评论,“先是军事指挥权,然后是贸易权。接下来是什么?”
“只要利息继续支付,没人关心主权,”小威廉疲惫地说,“你祖父说得对:债务是最温柔的枷锁。不痛,但越来越紧。”
家族第四代开始登上舞台。
1704年,玛丽亚的女儿卡特琳娜(以曾祖母命名)十六岁,对植物学毫无兴趣,却迷上了政治哲学。她在莱顿大学图书馆阅读霍布斯、洛克的最新著作,回家后在晚餐桌上发表惊人言论:
“荷兰共和国的问题在于它既不是真正的共和,也不是真正的民主。七省议会代表商人寡头,普通人没有发言权。没有执政后,连表面的统一都没有了,只剩下赤裸裸的利益争夺。”
玛丽亚惊讶地看着女儿:“谁教你的这些?”
“书教的,母亲。还有……现实。市场上面包又涨价了,因为消费税提高了。谁决定的?那些从不需要排队买面包的人。”
小威廉的孙子,也叫威廉(家族传统),十八岁,刚结束在阿姆斯特丹交易所的实习。他有不同的视角:
“但荷兰的强项从来不是政治,是商业。交易所才是真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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