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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几个月，莱拉的健康明显恶化。医生建议她彻底休息，避免压力和旅行。但她还有一件事必须完成：确定她的知识遗产和精神遗产的传承。
1611年秋天，她召集了记忆网络在阿姆斯特丹的核心成员——不是正式会议，是一系列私人谈话。她与每个人单独会面，根据他们的特质和潜力，托付不同的部分：
给迭戈，她托付了组织的安全和延续。“你是网络的锚，”她对他说，“务实、谨慎、了解敌人。你知道如何在风暴中保持船只不沉。我离开后，请你确保网络不因任何个人的缺失而瓦解。”
给年轻的荷兰学者埃利亚斯——莱顿大学的历史教授，她训练的第一批学员中最有才华的一位——她托付了理念的学术发展。“将我们的思考融入主流学术讨论，”她指导，“但不是作为政治宣传，作为严肃的学术贡献。用理性的语言，用扎实的证据，让思想自己说话。”
给葡萄牙流亡商人的女儿伊莎贝尔，现在二十八岁，精通多国语言和密码学，她托付了国际联络的协调。“你是桥梁，”莱拉说，“连接不同社群、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确保光点保持联系，即使地理上分散。”
最后，她写了一封长信给所有网络成员，题为《当我不在时》。信中，她总结了三十年来记忆守护工作的核心原则，但也承认了局限和未解决的问题：
“……我们学会了如何在压迫下保存记忆，但还没有学会如何在自由中建设记忆。我们学会了如何抵抗遗忘，但还没有学会如何创造值得记忆的未来。我们学会了如何在不同文化间建立对话，但还没有学会如何在自己的社会中实践这种对话。
如果葡萄牙有一天重获独立，我们的考验才真正开始：是重复旧模式，还是创造新模式？是回到民族主义的骄傲，还是走向包容的自信？是再次追求帝国，还是重新定义伟大？
我可能看不到那一天。但我希望你们——年轻一代——能看到，并做好准备。
准备不是密谋夺权，是发展思想；不是积累武器，是积累智慧；不是计划统治，是练习对话。
光不灭，但光的形态可能变化。航行继续，但航行的目的可能深化。”
1612年初，莱拉的健康状况已经不允许她每天工作数小时。她搬到了阿姆斯特丹郊外的一栋小房子里，由一位可靠的护士照顾。但她继续通过加密信件与网络保持联系，指导年轻守护者，审阅他们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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