翠平走后那些天,北京城里头,刘宝忠老是坐不住。
他站在办公室窗户前头,眼睛望着南边,一站就是半天。脑子里头翻来覆去的,就是翠平最后托付的那句话,念成就托付给组织了。
那孩子咋样了?病没病?饿没饿着?有没有人欺负他?
这些话他没跟人说,可心里头放不下。翠平同志,当年在天津那么难的环境,她一个乡下姑娘,愣是撑下来了,没出过岔子。后来则成去了台湾,翠平为了掩护他,按照组织的安排,一个人去了贵州,躲在那偏僻的山沟沟里,一待就是好几年。后来身份变了,成了监督改造对象。可她没有一句怨言,就那么扛着,扛到最后一口气。
临终前,就一个心愿,就托付了这一个孩子。
刘宝忠拿起电话,要了贵州的长途。
电话接通的时候,杜文辉正在局里开会。听说是北京来的电话,赶紧跑回办公室接起来。
“喂?”
“小杜啊,是我。”
“首长!”
“翠平同志临终前把孩子托付给组织。”刘宝忠说,“黑山林村。那地方周围情况复杂,暗处有眼睛盯着,孩子留在那儿不安稳。”
杜文辉没吭声,听着。
“你想个办法,”刘宝忠说,“找个可靠的人,不声不响地把孩子接出来。但不能马上带走,得先找个地方放一放。那周围的眼睛太多,孩子一没,肯定有人盯着。先放接孩子那人家里住一阵子,等风头过了,再安排后面的事。别让人觉着是组织在管这孩子,就当是寻常人家抱养。钱从我津贴里出。”
杜文辉张了张嘴,想说哪能让您出钱,可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他给刘宝忠当了多年的警卫员,知道老首长的脾气,他说了的事,不兴讨价还价。
“是,首长。”杜文辉说,“我这就去办。”
刘宝忠在电话那头顿了顿,忽然问:“翠平同志的后事……都安排好了没?”
杜文辉一愣,随即说:“安排好了,首长。村里人给买的棺材,埋在黑山林村后山,一个向阳的坡上。我去看过,坟头不大,但收拾得干净。”
“墓碑呢?”
“没立碑。”杜文辉说,“她那身份……立碑太扎眼。就是个小土包,但周围收拾得利利索索的。”
刘宝忠“嗯”了一声,没再说话。
杜文辉握着话筒,等着。
过了好一会儿,刘宝忠才说:“办妥了,给我来个信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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