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势。”
米芾在一旁躬身道:“陛下法眼如炬。此谱之纂,非仅为罗列藏品,更在品第高下,追溯源流,使后世知我朝文治之盛,艺苑之精,亦为千秋万代存此艺术圭臬。”
宋徽宗颔首。他不仅是皇帝,更是艺术史上罕见的全才,书法独创“瘦金体”,绘画精于花鸟,鉴赏力超群。他主持的这次宫廷收藏整理,规模空前,旨在将皇室历经数代搜集的绘画、书法、古器物进行系统著录、品评和编纂。《宣和画谱》收录画家二百三十一人,作品六千三百九十六轴;《宣和书谱》收录历代书法家一百九十七人,法帖一千三百四十四件。此外,还有《宣和博古图》收录古器物,规模亦巨。
这是一次国家级的文明遗产大盘点与体系化建构。每一件入选的作品,都经过严格鉴定、分级(神、妙、能、逸等),并附有作者小传、艺术风格评述。其目的,固然有帝王个人雅好与彰显文治的成分,但客观上,却为后世保存了极为珍贵的艺术史资料和鉴定标准,是华夏文明自觉整理、传承自身艺术记忆的里程碑。
阁内,官员们各司其职。有人小心翼翼地将古画重新卷起,系上标签;有人伏案疾书,记录徽宗的品评;有人对照旧目录进行校勘;还有人将新近购得或进献的佳作,先行临摹存底,以防不测。秩序井然,却又充满一种对艺术虔诚的静穆气氛。
宋徽宗走到另一侧,那里陈列着一些青铜器和玉器。他拿起一件商周时期的青铜爵,仔细端详其上的饕餮纹和铭文,对随行的学者说:“三代之物,朴拙雄浑,纹饰虽简,而神气完足。制器尚象,以通神明,此先王之道也。当详考其制、其铭、其用,录于《博古图》中,使后人知礼器之源、制度之变。”
他深知,这些器物不仅仅是“古玩”,更是礼乐制度的载体,是文明演进的物证。系统的整理和研究,有助于“复古”以“开新”,为当时的文化建设和政治理想寻找历史依据与审美典范。
这次整理,是华夏文明在鼎盛时期,对自身艺术与物质文化遗产的一次空前规模的“自觉归档”。它建立了一套相对完整的鉴赏、著录和评价体系,深深影响了后世中国的艺术史观和收藏传统。虽然不久之后,靖康之难爆发,汴梁沦陷,这批浩如烟海的宫廷珍藏大半被金兵掳掠北去,散佚毁损无数,成为中国文化史上又一次浩劫。但《宣和画谱》、《宣和书谱》、《宣和博古图》这些编纂成果本身,却因其系统的著录和精审的品评,得以流传后世,成为研究北宋及以前中国艺术与文物的权威典籍,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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