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在同一时间,港督府内,一份相对详细的报告摆在了辅政司的办公桌上。
“李胜利,弘鑫集团实际控制人。近期通过旗下‘曙光基金’,收购多处非核心区老旧物业,改造用途疑似平民教育与基础医疗。行动低调,未公开宣称,亦未向华民政务司申请相关慈善牌照。”
华民政务司的官员汇报道。
“警务处注意到,其收购行为涉及数个不同社团的‘保护范围’,但目前尚未发生直接冲突。”
辅政司,那位老练的殖民地官僚,手指轻轻敲打着报告。
“识字班,义诊……他避开了最容易引发关注和模仿的住房问题,选择了更基础、也更难以直接取缔的领域。他的行动更分散,也更难被界定和监管。”
政务司长官皱眉。
“目的是什么?提升劳工素质?这听起来对经济发展有益。”
“或许。”
辅政司有些疑惑的说道。
“也有可能,是在培养只认他‘李先生’,而不认港府的‘新市民’。”
“他提供的是公共服务,却完全绕开了政府的体系。这是一种非常含蓄,但潜在威胁更大的挑战。他在建立一套平行的、私人的福利和教化系统。”
“我们需要干预吗?”
港督开口问道。
“直接干预缺乏理由,他目前的一切行为都在法律边缘,甚至可以说填补了我们无力顾及的社会空白。”
辅政司沉思了一下,又开口说道。
“但必须予以关注和制衡。两件事:第一,让卫生署和教育署的人,‘不经意’地去看看他的那些诊所和课堂,检查一下是否符合最低标准,有没有雇佣无牌医师或教师。”
“第二,可以‘鼓励’一些我们认可的本土慈善团体,在他活跃的区域,开展类似但更‘规范’的服务。他不是要播种吗?那我们就让田里长出我们希望的庄稼。”
他顿了顿,又补充道。
“另外,以香港政府的名义,颁发一份嘉许状给‘曙光基金’,表彰其‘致力于社区福祉’。把他和他的基金,放到公众和法律的聚光灯下,有的时候,捧的高了,掉下来才会摔的更惨,荣誉也是一种束缚。”
几天后,卫生署的官员“例行巡查”了,深水埗一处刚刚改造完成的“诊所”,对消毒设备和药品存放提出了几点“改进建议”。
同时,一家与英资企业有联系的慈善会,宣布将在毗邻的区域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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