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天性仁厚,此其优点,亦可能成为其施政之顾虑。譬如,有时过于顾及各方情面,难下决断;有时,对律法纲纪之威严,体会不及天后深刻。诸公乃天后旧人,深谙朝局,更明大势。辅佐太子,不仅在于助其处理具体政务,更在于引导其明大势、知进退、懂权衡。 此非易事,需诸公循循善诱,既不可使其失于宽纵,亦不可令其感到掣肘,失了锐气。”
这话说得很透。刘祎之等人都是聪明绝顶之人,立刻明白了李瑾的深意:既要确保太子不偏离“二圣”既定的大政方针,又要真心辅佐他成长,帮助他形成自己的判断力和执政风格,而不是简单地当一个传声筒或监视者。
元万顷道:“相王教诲,臣等谨记。太子殿下乃国之储贰,臣等自当竭诚辅佐,知无不言。只是……有时殿下仁心所至,所虑与天后既定之策略有参差,臣等进言,亦需把握分寸。”
“这正是诸公的价值所在。”李瑾道,“太子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看到事情的不同侧面。诸公熟悉天后执政之思虑,亦了解朝野之实情。当太子之见,与天后旧策或当下时宜有所出入时,不必急于否定,亦不必简单迎合。可为之剖析利害,比较短长,陈述天后当年如此决策之缘由,以及今日之情势有无变化。 最终如何决断,自当由太子裁夺。即便一时不合,只要出于公心,言之有据,天后与本王,亦能体察。储君之成长,需在思辨与实践中完成,而非一味遵从。”
这番话,给了北门学士们更大的空间和更明确的任务——他们不仅是政策执行者,更是太子的“高级参谋”和“政策阐释者”,有责任帮助太子理解政策的深层逻辑,并在理解的基础上,形成更成熟、更符合实际的判断。
带着李瑾的这番嘱托,北门学士们再与太子相处时,心态和方式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们不再仅仅是提供“标准答案”或“天后倾向”,而是更多地引导太子自己去分析、去辩论、去权衡。
一次,讨论到如何处置一批在“毁寺熔像”过程中,有“阳奉阴违、藏匿法器”之嫌的地方僧官。李弘觉得,首恶已惩,这些从犯或许可网开一面,以显朝廷宽大。刘祎之没有直接反对,而是问:“殿下可知,当初天后与相王为何要下决心整顿佛寺,乃至不惜‘毁寺熔像’?”
李弘答道:“自是因寺院经济膨胀,侵夺民田,规避赋役,且有不法僧徒借机惑众,有损国计民生,亦威胁朝廷权威。”
“正是。”刘祎之点头,“然此等积弊,非一日之寒。地方僧官,身处其境,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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