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时住所那场不欢而散的争吵,如同投入滚油的水滴,炸开后留下的是更长久的、令人窒息的灼热与狼藉。那句冰冷的“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像一道无形的裂痕,将张艳红与她的血亲们短暂地、却又泾渭分明地隔开了。接下来的两天,那套位于城市边缘、陈旧简陋的房子里,弥漫着一种诡异的、低压的沉默。不是和平,而是暴风雨过后的、各自舔舐伤口、积蓄力量、酝酿着更激烈冲突的僵持。
张建国最终还是去了那家安保公司报到。现实的压力,口袋里迅速干瘪的钞票,以及那看不到任何更好希望的未来,迫使他暂时低下了那自诩“怀才不遇”的头颅。每天早出晚归,穿着不合身的保安制服,站在陌生的写字楼门口或地下车库,忍受着往来白领或业主或明或暗的打量,回家后总是阴沉着脸,一言不发,将满腹的怨气和屈辱化作对妻儿的呵斥,或是更长时间的、对着廉价手机的沉默。
李桂兰的咒骂少了些,但那张刻薄的嘴并未停歇,转而化为更加琐碎和持续的抱怨——抱怨房子太旧,爬楼太累,抱怨南城的菜价太贵,抱怨孙子没有玩伴,抱怨儿子工作辛苦钱还少,抱怨女儿狠心不管……每一句抱怨,都像细小的砂石,磨蚀着原本就摇摇欲坠的家庭关系,也磨蚀着王美凤本就所剩无几的耐心和强强天真的笑容。
张守业则更加沉默了。他常常长时间地坐在那张硬邦邦的旧沙发上,对着空荡荡的、泛黄的墙壁,吧嗒吧嗒抽着劣质卷烟,浑浊的眼睛里翻涌着复杂难明的情绪——算计、不甘、被忤逆的愤怒,以及一丝对现状的无力。他不再轻易开口,但每一次开口,都带着一种阴沉沉的、家长式的裁决感,试图重新掌控这个早已失控的局面。
而张艳红,在度过最初心力交瘁的几天后,强迫自己将所有精力投入到工作中。推迟的春季新品复盘会议,她交出了一份超出韩丽梅预期的详尽报告。韩丽梅对此没有任何赞许,只是公事公办地听完汇报,提出几个尖锐的问题,然后布置了下一阶段的任务。张艳红知道,那场办公室闹剧的红线还在,老板的“最后一次援助”和三个月的期限,像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头顶。她必须用加倍的努力和无可挑剔的工作表现,来证明自己的“价值”,来换取这短暂的喘息之机,以及……或许存在的、渺茫的转机。
但家庭的阴影,如同跗骨之蛆,从未远离。父母的沉默是压力,兄长的怨气是压力,嫂子的唉声叹气是压力,甚至连侄子强强偶尔打来的、带着哭腔问“姑姑什么时候来看我”的电话,都成了压在她心头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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