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有钱”的幻想。而当幻想破灭,女儿拿不出钱时,亲情就成了最锋利的武器,用“不孝”“忘本”“断绝关系”来逼迫她就范。
这种情况,苏晴不是第一次遇到。在她多年的职业生涯中,见过不少来自农村或贫困家庭的员工,背负着沉重的家庭经济负担,被家人无止境地索取,最终要么被拖垮,要么与家庭决裂,要么走上歧途。
但像张艳红这样,被逼到说出“杀了我,我也拿不出”的,还是少数。那是一种彻底的、走投无路的绝望。
门内的对话还在继续,似乎加入了另一个男性的声音,更加粗鲁,更加恶毒:
“……她不就是不想给吗?行啊,张艳红,你有种。以后家里有事,你别回来哭!爸要是死了,你也别回来送终!”
恶毒的诅咒,从亲人口中说出。苏晴的指尖,在身侧轻轻蜷缩了一下。她几乎能感受到门内那个女孩此刻的痛苦和冰冷。
然后,是张艳红最后那句平静到可怕的回答:“妈,我拿不出。杀了我,我也拿不出。”
电话似乎被挂断了。门内陷入一片死寂。
苏晴站在阴影里,没有动。她知道,此刻门内的那个女孩,正在经历着什么。一场无声的、但可能彻底改变她人生轨迹的崩溃。她需要时间,需要空间,需要独自消化这一切。
作为主管,她现在最应该做的,是悄悄离开,假装什么都没有听到,什么都没有看到。给那个女孩保留最后的尊严和隐私。
但作为一个人,一个有基本同理心的人,她无法对这样的痛苦和绝望完全无动于衷。而且,这已经不仅仅是私人问题了。一个被家庭逼到绝境的员工,其工作状态和心理稳定性,都存在巨大隐患。从管理角度,她需要评估风险,并考虑可能的干预措施。
苏晴静静地等了几分钟。门内依然没有任何动静,没有哭声,没有脚步声,只有一片沉重的、令人不安的寂静。
她知道,张艳红不会那么快出来。那样的打击,需要时间消化。
她最后看了一眼那扇紧闭的消防门,然后,转身,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脚步依然很轻,神情依然平静,仿佛真的只是路过。
但她的脑中,已经快速整理好了刚才听到的关键信息:
1. 张艳红家庭索要十万块,用途可能是购房或其他大额支出。
2. 张艳红月薪三千五,无力承担,已明确拒绝。
3. 家庭施加巨大压力,包括道德绑架、情感勒索、甚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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