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乱麻，理不出头绪。死记硬背，效果很差。”
他没有提及“睦邻”命令带来的心理压抑，但那眉宇间的焦灼，却逃不过李先生的眼睛。
李文香没有立刻回答，他缓缓站起身，走到窗前，望着窗外沉静的校园，良久，才悠悠开口，仿佛在对着窗外的时光诉说：
“历史，不是故纸堆里冰冷的年份和条款。
它是一股活着的、流淌在我们每个人血脉里的东西。
你记不住，或许是因为，你还没有真正‘触摸’到它的温度，没有听到它在你自己身上的回响。”
他转过身，目光灼灼地看向林怀安：
“林同学，你可知，我生于光绪二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895年。”
这个年份，像一把钥匙，瞬间打开了尘封的记忆闸门。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之年。”
李文香的声音低沉而清晰，“我出生时，北洋水师已在威海卫全军覆没，李中堂远赴东洋，签下了那份割让台湾、赔款两亿两白银的条约。
我的祖父，一位前清秀才，抱着襁褓中的我，老泪纵横，他说：‘这孩子生于国家危难之际，将来要知道耻，要自强！’所以，从我记事起，‘甲午’这两个字，就不是书上的名词，而是我生命的起点，是家族耻辱的烙印。”
林怀安屏住了呼吸。
他第一次意识到，历史书的年份，可以是一个具体的人生命的开端。
“1900年，我五岁。”
李先生继续道，眼神飘向远方，仿佛穿越了时空，“庚子之乱，八国联军打进北京。
我们全家仓皇出逃，从这座皇城逃往南方。
我记得路上的颠簸，记得母亲惊恐的眼神，记得洋兵的马蹄声和枪声……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亡国奴不如丧家犬’。
这，就是活生生的‘庚子事变’，不是书上的几句话。”
林怀安感到心脏被狠狠攥紧。
他无法想象一个五岁孩子眼中的战争与逃亡。
“1911年，我十六岁，在南京念书。”
李先生的语调扬起一丝波澜，“辛亥革命，武昌首义！我和同学们冲上街头，剪掉辫子，高呼‘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那一刻，积压了十几年的屈辱，仿佛找到了宣泄的出口，我们以为，一个崭新的、强大的中国就要诞生了！
那种希望，你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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