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完成的。而当时负责核对物品清单与记录是否相符的,恰巧就有沈青澜——那时她刚入内司衙不久,做的多是这类辅助性工作。
原本这只是一个流程环节,即便物品出事,首要责任也在保管方内务府库司。但不知从何处吹出的风言,竟暗示问题可能出在最初的记录环节,是否有人当时就发现了瑕疵却隐匿不报?抑或是记录有误,导致后续保管核查出现偏差?
这指控看似荒谬,却极其恶毒。因为它将一个模糊的、难以证伪的嫌疑,轻飘飘地扣在了沈青澜的头上。尤其是在她因“记性极佳”、“办事稳妥”而颇受关注的时候,这种反差更容易引人遐想。
很快,便有内务府的人前来内司衙,要求调阅当初的入库记录副本及相关人员核对方录。矛头若隐若现地指向了沈青澜。
典正对此极为不悦,这不仅是无端攀诬,更是对内司衙权威的挑战。她亲自出面,调出所有相关存档,记录清晰,流程完整,并无任何疏漏之处。沈青澜当初的核对笔迹清晰工整,与实物清单完全吻合,且有多人联署确认。
“简直是无稽之谈!”典正当着内务府来人的面,冷声道,“内司衙记录在此,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尔等自查保管不力,竟还想将责任推诿到我尚宫局头上?莫非是觉得我尚宫局好欺不成?”
内务府的人碰了一鼻子灰,悻悻而去。然而,流言却并未完全平息。毕竟,端砚确实是在经手内司衙核对之后才发现的破损,这个时间顺序,足以让有心人做文章。
沈青澜心知肚明,这又是长春宫的手笔。他们无法在明面上动她,便用这种阴私手段,一点点地磨损她的声誉,试图将她拖入泥沼,最终或可借“失职”之名将她治罪。手段不算高明,却如附骨之疽,令人厌烦且难以彻底摆脱。
她并未惊慌,而是在一次向典正回禀事务时,平静地提出:“大人,奴婢入内司衙时日尚浅,资历不足,近日却屡蒙关注,实感不安。可否请大人允准,将奴婢调去负责一些更基础、更不需与人交接的文书整理工作?譬如……校对、誊录一些无关紧要的旧年档案,也好避避风头,专心做事。”
她主动要求调离核心文书岗位,去处理那些“无关紧要”的旧年档案。这看似是退让,实则是以退为进。一方面顺应了典正希望她暂避风头的意图,另一方面……那些“旧年档案”中,未必没有她需要的东西,更重要的是,这能最大限度地降低她再次被类似“端砚事件”构陷的风险。
典正深深看了她一眼,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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